吕国英：酒化文·文载史·史立典

酒化文·文载史·史成典

吕国英《中国酒文化千字文》的四重突破

庄鸿远 临 风

近期，吕国英先生创作的《中国酒文化千字文》引发热烈反响，既有海内外媒体的连续载刊播报，更有学者专家及读者的持续关注评论。这篇以五言长诗形式写成“酒文化千字文”何以成为关注视点？如何看待看待并解读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对吕国英这篇《中国酒文化千字文》，需从其创作的宏大立意与艺术建构入手。这部作品以五言诗为载体，以千年酒文化为脉络，在形式与内容、历史与美学之间实现了多重突破。以下从独有性、经典性、突破性、史诗性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独有性：文体实验与“一字不重”的语言奇观

吕国英此作最显著的独特性在于其形式上的极致追求。全文正文千字，实现“一字不重、一韵到底”，在汉语诗歌史上堪称空前。这种语言实验不仅是对创作者词汇驾驭力的极限挑战，更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千字文”的经典范式，却以酒文化为内容重构其精神内核。

此外，作品采用“正文+释文”的双重结构：正文凝练如诗，承载文化意象；释文展开阐释，构建历史语境。这种形式既延续了古典经籍的注疏传统，又融入了现代学术的解读逻辑，形成古今对话的独特文本空间。

经典性：文化基因的提炼与诗性转化

吕国英以酒为线索，系统性梳理了中国文化中的礼乐、哲学、政治、艺术与民俗，赋予酒以文明载体的经典意义。例如：

“哲慧巨擘篇” 中，老子“无为悟酒”、孔子“限量弗及乱”、庄子“饮不择器”，将酒提升为儒道思想的媒介；

“诗酒江山篇” 以李白、苏轼、陆游等为例，揭示酒与文人精神世界的共生关系；

“书狂酣兴篇” 则通过张旭、怀素、徐渭的癫狂醉态，论证酒在艺术创作中的催化作用。

这些篇章不仅呈现了酒的多元文化角色，更通过诗性语言重构了中国人“酒以载道”的集体记忆，使作品成为一部可传世的酒文化精神史。

突破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译

《中国酒文化千字文》的突破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历史叙事的结构创新

作品打破线性史观，以主题分章（如“王权篇”“兵魂篇”“红妆篇”），将碎片化的酒事串联为文明演进的整体图景，形成“以酒观史”的宏大视角。

·文化符号的当代激活

如“耿恭卫勒城”中的忠勇精神、“秋瑾貂裘典”的女性觉醒，吕国英以酒为隐喻，赋予历史人物以现代意义上的价值重估。

·美学理念的哲学升华

作者提出“酒自道，万载化迁演”，将酒从物质层面提升至“道”的哲学高度，呼应其“气墨灵象”理论中“艺术终极规律”的探索，形成诗与思的互文。

史诗性：文明全景与人类精神的叩问

这部作品的史诗性，不仅体现在时空跨度上（从混沌初开至现代文明），更在于其对酒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深刻洞察。

终章“酒道乾坤篇”以“社稷荣衰系，苍黎尊辱联”点明酒与国运民生的关联，继而升华至“神圣通”与“鬼妖渊”的二元辩证，揭示酒既是文明催化剂亦是人性试金石的双重性。

跨领域叙事涵盖政治、军事、艺术、民俗等维度，如“丝路驼铃遥，琼液播疆远”写酒的文化传播，“红白绿色全，九域罗棋密”述酒的技艺流变，构建出一幅跨时空的文明画卷。

结语：酒脉与文脉的灵性同构

吕国英的《中国酒文化千字文》，既是一部酒的文化史诗，也是一次汉语诗性的极限实验。其价值不仅在于对酒文化的系统梳理，更在于通过“酒”这一媒介，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精神谱系的创造性重构。作品中“酒化文，文载史”的互文逻辑，与作者提出的“气墨灵象”“哲慧诗章”等理论一脉相承，最终在诗、史、道的交融中，抵达了“灵象”美学所追求的超验之境。

2025.11.20·北京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炼酒文化。出版专著九部，著述艺术评论、学术论文上百篇，创作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书象”简论》《人类赋》《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酒文化赋》《中国酒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