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会议专家发言

中华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会议专家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部分未经本人审阅）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

我们这次会议的名称叫“中华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已经酝酿很久了，由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诗刊》社、《中华辞赋》四家主办。中华诗词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近体诗词。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极少反映甚至毫不反映现当代近体诗词，马凯同志非常关注，要求中华诗词学会组织研究和推动现当代诗词“入史”问题。为此他专门到中华诗词学会开过一次座谈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导我们如何有计划地推进“入史”工作。全国写诗词的同志也有这个强烈愿望，希望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把现当代诗词写进去。为这次会议，我和白烨老师和少君主编商量了几次，决定邀请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来推动这项工作。首先请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会会长白烨老师作主题讲话。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

当代诗词入史的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都在谈论，但也只限于谈论和务虚。关于这个话题，我主要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当代文学自建国以来，旧体诗词的写作一直在没有间断地延续，在不同时期都有新的发展和变化。这一领域里，最有卓越成就和重大影响的，当然是毛泽东诗词，老一辈革命家诗词，以及一些文史名家的诗词。他们的不少诗词作品，人们都耳熟能详，记忆犹新，事实上已成为当代旧体诗词领域里的经典性作品。不久前，看到李遇春谈论旧体诗词的一篇文章，讲到当代旧体诗词的写作及其评估，意思是总体成就可能不及现代时期，因为多属“惯性”写作。但他认为在“文革”时期和“文革”之后的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的写作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取得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就。特别是看到中华诗词学会编著的《当代诗词史》的著述，里边不仅有史论性的专题文章，讲说和论述了当代诗词在不同时期的写作与成就，进取与影响，而且在“当代诗词例举”的栏目里，系统绍介了包括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诗词领域的名家名作，可谓蔚为大观，琳琅满目。这些事实都向人们表明，当代时期的旧体诗词的写作作为文学创作的一脉，一直存在着，发展着。这当然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方面，一个巨大的创作成果积累。同时，这种创作走向与成果，又在写作者和阅读者中，不断产生着自己的作用与影响。在创作者来说，用诗词抒怀表意；在阅读者来说，用诗词愉悦自己。通过旧体诗词这种特殊文体，都达到了一种情感与情思的抒发，获得了一种自我精神的愉悦和满足。旧体诗词的这种现象，有其复杂性，或者特殊性。一方面出了很多精品力作、名家大家，另一方面也有爱好者的诗词习作，艺术水平一般化，但却实现了自娱自乐的特殊功效。在这个意义上，旧体诗词写作，又带有很大的民间性。这是旧体诗词与别的文学文体非常不同的一个方面。

不管怎样，当代的旧体诗词的写作阅读与流行，已构成一种实际存在的文学现象，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但在现当代的文学史著述里，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获得应有的位置。这些都显而易见，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我昨天在家里翻阅了一下手边上的几种当代文学史著作，确实没有列入诗词，写到诗词。我的印象是只有一种文学史就写到了诗词，就是张炯、邓绍基、樊俊主编的12卷的《中国文学通史》，因为我是这部通史当代卷的编委，我印象中这个著述中关于旧体诗词，应该是有一章或者一节。但是因为这部通史卷数较多，主要供研究领域的专门学者使用和参考，一般的读者很难看到，所以传播和影响十分有限。当代文学到今年已经70多年了，文学史也出了几十种乃至近百种了，如果说一直对于诗词写作视而不见，不置一词的话，确实是很不应该的，这个现象确实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可以说，没有当代诗词写作的文学史，是不完全的文学史，这种状况到现在确实应该加以改变。

当代诗词入史的要义，我觉得当然是要敦请现当代文学史的作者们，要充分认识到诗词文体的意义，诗词入史的必要。我觉得首先的一点就是他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文学现象，而且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直在发展。这种文学写作或文学现象，既反映着人们的审美追求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现象不能无视，应该在文学史著述里占有一席之地。我觉得这是诗词应该入史首先的一个意义。此外，还有别的延伸意义，比如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学与文化的传承，促进诗词写作与新诗写作的互动，包括从传统诗词写作中汲取应有的营养，在诗歌创作和文学创作中实现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等等，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有很多的意义。这里既有文学的意义，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意义，包括社会文化建设，审美文化提高等方面的意义。所以从这些多方面的意义可以看到，诗词入史，既有紧迫性、必要性，同时还有它的重要性。

诗词入史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它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的也是最主要的工作，是在总体的文学史中，把诗词写作纳入进来，把它看成是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新诗平等的文学文体，要设专章把它纳入进去，使它成为整体文学史中的一个构成部分。这是我们首先希望能够做到的一点。第二，就是要组织有权威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来撰写当代诗词自身的发展史著述。我刚才翻看了一下中华诗词杂志社编著的《当代诗词史》，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用文学史的方式再完善，再升华，包括约请权威的文学史家介入，让他成为更具权威性和学术性的文学史著述，这个是我们再加努力就可以做到的。第三，是从文学史作品参阅的角度，来选编当代诗词的堪称经典的作品精选。现在这一类作品选可能也有不少，但好像还缺少比较权威的或者说影响较大的，关键是要超越诗词本身的圈子，在文坛内外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我觉得这样的选本是十分需要的。这也是诗词入史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与文学史著述相配套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代诗词入史的工作包含了很多方面，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可以联手合作或组织不同的力量合力去做或分头去做。推动诗词入史这个工作确实很重要，但是我认为这也恐怕也是个长期的工作，而且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需要有关方面大家协同努力。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很愿意介入和参与这项工作，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工作确实重要，还因为我们当代文学的研究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对当代诗词是不重视或者忽略了的。我们底下有很多专业委员会，也有一个诗歌委员会，但这个诗歌委员会是不含诗词的，或者说他们的视域里也没有诗词，活动主要是以新诗为主。通过今天的会，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工作里要把诗词包含进来，包括我们诗歌委员会的工作怎么样跟诗词互动等等。今后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研究会作为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学术团体，愿意为此略尽绵薄之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清华:

当代的诗词创作入史，看起来应该不是问题，但为什么又会是一个问题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概念的问题。“新文学”是以白话文、或者现代汉语为主要载体的，当初发生时就是以反对旧的形式与旧的文言为条件的。但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改造，新文学已然是成熟和优势之物，旧体的文学如今已经成为了“弱势对象”，还要继续排斥旧体诗词，就显得没有必要，也不尽合理了。所谓“新文学”应该指的是新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文学，而不止是“形式和语言上新”的文学。  第二，就是“入史”的方式，入史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神圣的事情，但是谁来写史，怎么写和写什么，如何处理旧体诗词的这些对象，是很偶然的。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一位如此写史的人，那么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事实不是这么回事，关键是要有广泛的认同，一个写史的人可以“硬性地”将他愿意写的东西写进去，但真正得到认同，成为必要的谱系性知识的一部分，才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入史”有“表与里”两个方式，表面上入很容易，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写一个嘛，但是实际上能够毫无争议地入史，被广泛认同地入史，才算是真正解决了问题。  第三，事情的本质，一方面是当代文学的知识谱系能够实现包容，另一方面也是中华诗词能够融入到这一文学生态之中，没有隔阂地进入这一文学场域之中，这是问题的关键，如何做到实质性的入史，旧体诗词的传播与接受，实现其社会影响，这是官方和政府要提倡的事情。比如，你承认中小学生写作文时可以写一篇旧体诗词，那就不一样了。旧体诗词进入公共性的当代社会生活，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第四，我个人觉得，从旧体诗内部看，也要努力实现对于现代汉语的适用、适应，而不再是使用“死去的语言”。旧的语言虽然典雅，但是其书面性和不及物也是问题。能够使用旧形式来处理新经验，应该是旧体诗词的发展方向。唯有如此，中华诗词才能够在新文学的大家庭里找到自己不可或缺的位置。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

我觉得这个会很有意义，当代文学研究会有责任参加这样一个推动的工作。的确中华诗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直有人在进行诗词写作，但我们的确忽视了它。推动中华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我就仅仅从文学语言建设的角度来谈点感想。

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语言的角度说，是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之上的文学体系。相比于中国古代文学，它首先就是在语言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代文学基本上是建立有文言文基础之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彻底抛弃文言文的姿态，主张采用白话文写作，白话文后来发展成现代汉语。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还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不等同于日常语言，不等同于思想语言，也不等同于书面语言，文学语言是一种优雅的语言。何谓优雅的语言？优雅的语言是承载民族的文明精华和精神内涵的语言，这一切将构成文学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文学的优雅语言能够使语言超越现实性所指的约束，彰显出语言能指中所蕴含的文明精华和精神性品质。换一个说法，优雅的语言是指向文学性的语言，由此也证明了一点，文学性是依附在语言上面的。文言文作为古代文学的文学语言，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现代汉语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学语言体系。当下文学的很多症结，其实都可以归溯到缺乏完整的文学语言体系这一问题上。如诗歌界从热衷于下半身写作，到所谓的口水诗、梨花体，说到底是诗人们内心的语言焦虑所致。如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少作品从故事性和思想性来说，并不缺乏一定的新意和高度，但其艺术感染力总是欠些火候，究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小说的叙事基本上只是以日常语言讲述故事，这样的语言难以承载更深邃的文学意蕴。因此，新世纪文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的优雅语言。

为什么我们经历了一百余年，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优雅的文学语言系统呢？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百余年中国始终处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文学被作为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武器，把主要精力放在思想上，放在为现实服务上，语言建设长期被忽略。另一方面，这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现代文学在诞生之初，现代文学的先驱们在语言上采取了一种对文言文彻底否定的姿态，拒绝文言文进入新的文学体系。这样做的后果便是粗暴地切割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最直接的联系，让现代文学不得不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当然，现代文学的先驱们事实上都是文言文写作的高手，都有古典文化的深厚修养，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白话文写作中，也能把古典文化的精华悄悄地贩运到现代汉语中来，但这种贩运一方面是出于文化的无意识行为，另一方面也不是成系统性的。后来的革命意识形态则把强调口语当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表现，将口语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仿佛作家只要把口语直接搬上文学作品，就算成功了，这样一来，连过去的悄悄贩运都被阻止了。正是这种对口语权威化和政治化的举动，使得文学语言的优雅化止步不前。可以说，语言问题一直是现代汉语文学的问题，只是我们长期以来被思想问题所困扰，而注意不到语言问题才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我们学习文学经典，学会了书面语，另一方面又极力贬低书面语。学生如果不好好学习和模仿书面语，他们又怎么能够真正进入到经典呢？只有先学好了书面语，才有可能去突破书面语的局限。另一方面，我们从来就没有好好学习文言文，没有给文言文的精华如何进入到现代汉语系统来开辟一条渠道。

建设现代汉语文学的优雅文学语言，向文言文学习自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文言文是在一两千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文人反复锤炼而形成的相对稳固的语言系统，它凝炼、精致、典雅，文化内涵丰富。它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应该被现代文明彻底抛弃，特别是它作为一种语言，其精致、典雅的品性，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应该成为打造现代汉语优雅文学语言的基础。所幸的是，文言文并没有真正被彻底抛弃，它一直以一种憋屈的方式存在于中华诗词的创作之中，中华诗词的创作仅从语言的角度说，就有很大的功劳，它让文言文一直保持着生命的气息，它也为文言文如何与现代相适应、相融合，保持了一个虽然狭小但很可贵的通道。这个很大的功劳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就是我要从语言角度强调中华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意义之所在。入史，意味着我们重视中华诗词保持文言文生命气息的功劳，并通过对这一功劳的总结和研究，为文言文的精华如何进入到现代汉语系统来开辟一条广阔的渠道，从而也培养起一种建立现代汉语优雅文学语言的自觉意识。这是我的一点感想，我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中华诗词入史的重要性。

还补充说一点，我刚才也看了看《当代诗词史》这本书，它对中华诗词在这几十年发展过程还梳理得比较清楚。我偶尔也读到一些当代人写的中华诗词，我觉得今天好多年轻人写中华诗词写得真的好，他们的诗有意蕴，而且他们所表现的意蕴是和中国古代诗词的意蕴相通的。我很感慨，觉得这些年轻人给古代意蕴赋予了新意。一方面他们对古代诗词的意境有体会有共鸣，他们在诗词中能够模仿古代意境，但同时他们又把现代人的感情和想法糅进去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写的中华诗词真的很不错，应该充分肯定年轻人热爱诗词的行为，也应该肯定他们在创作上仿古和复古的艺术探索。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

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跨界、破圈的话题，我觉得有一种打破壁垒拆除藩篱的意义。今天到会的有诗词作者也有诗人也有诗歌研究者、学者、诗评家、评论家，还有翻译家，真正是一个跨界的会议。这个主题我觉得它是一种扩展文学史格局的一个主题，文学史的概念其实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就是说100年前我们在对文学史进行分段，比如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然后每一代就有一些代表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是以诗，有的以词，有的以曲，有的以随笔，当代文学史好像是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成就为代表。我原以为中华诗词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不是一个问题，但问题的提出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当代文学史书写中中华诗词的缺失问题，就是你只要提出这个问题，肯定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现有的文学史的书写不能全面立体多元地展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和全景风貌。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查漏补缺，文学史的书写本质是一种查漏补缺，它是一个全景式的展示，所以对现当代文学书写中不曾受到重视的缺失部分进行补足以全面反映文学发展，也是新时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

文学史应该是有容纳百川的气魄的，文学史的书写发展到今天也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胸怀，有这样一个气魄。另外中华诗词现在确实不是一个弱项，不是说我们要论证它要把它拉进来，它是一个弱项，其实不是。它首先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个队伍是非常庞大的，刚才介绍诗词组织就有数以千计，每天诗词的生产量数以万计，而创作队伍庞大到300到400万人，这是比任何一个新诗群体都要大得多的群体，这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现象。第二它的成绩也是不凡的。我们把当代作为一个百年的概念来看，我们提到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等，他们都有名篇。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觉得入史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课文里都学过《蝶恋花·答李淑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但当代文学史还没有把诗词纳入进来。第三，我觉得是在新时代彰显一种文化自信。我们文学史的概念当然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也应该是一个文化自信的概念。诗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曾经具有的一种高峰，现在仍在发展，而且极度繁荣。所以我觉得诗词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第四点就是讲中国故事、抒中国情怀不仅是新诗的事，同样也是诗词的事。诗词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发展，一直在随着时代在生生不息地发展，所以我觉得入史理所当然。

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

入史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我们五四运动以后主流文坛基本都是西方的文体，很细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传统的这些文体基本上都没有进入主流。但是很多大家比如鲁迅、郁达夫等，旧体诗写得非常好。有些纯粹用口语写东西的那些作家的作品我们现在不看，没有味道。我记得叶圣陶先生说过一句话，什么叫语文？语文绝不是口语的翻版，用口语写下来的语文是不对的。语文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一种书面语。那么什么是书面语呢？第一是把口语提纯、简练、文学化。在中国更主要的是文言文的传统，我们读鲁迅的小说、散文，他有很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在文章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读起来非常有味道，而恰恰当时纯粹用口语写东西的那些作家作品我都不读。这提示我们今天的作家，比如说我搞小说写作，散文写作，要想有新意，是不是要借鉴中国传统的古代文言文的一些精髓呢？我们读很多好东西一看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口语，它是文言在起作用，当然还有些西方的一些影响。今天把诗词写到当代文学史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而且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先河。

我们搞当代文学的人心胸要开阔，要像搞古代文学的人学习。学习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一种敬意和传承。古代的、现代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创造出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独特的新的文体和好的文学作品。我读过一些当代中华诗词，一些年轻人写的古诗词很有味道。他确实学习到中国传统诗词的一些做法，包括格律，包括典章制度，他记得很熟，用起来很自然。所以我们写当代诗词史的时候是不是眼睛向年轻一代转移一下。老先生的一些诗，比如陈寅恪的诗非常好，文革中非常流行的陈明远的诗写得非常棒。所以我们写当代诗词史要眼睛更开阔一点，从上看、从下看，从左看、从右看，可能真能写好，所以我觉得咱们中国古代诗词入史这件事情是非常伟大的工程，祝愿这件事能够做好！

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胡平：

来到这儿才看到这本《当代诗词史》，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工作，给入选当代文学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这个算不算就是入史了呢，当然还不算，这是基础性工作，我们说的入史是现当代文学史，说实在的是一个台阶，是要有一些准备的，还要有一些时间来准备。但是我首先相信一点，就是说格律很严的诗词确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属于国粹。在当代人生活中的魅力始终没有消失。全世界没人敢否认。实际上我们当代人生当中的很多感受没有古诗词那么精炼、那么贴切地表达出来。新诗也好，散文也好，你不可能引一段来表达。这个作用是诗词的生命力，古代文学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就证明诗词在当代确实是应该入史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文化现象，所以诗词的价值毫无疑问仍然是当代的精神必需品之一。在现当代的诗词创作中，现代部分明显高于当代部分，出来的名作也多一点，像鲁迅、郭沫若、毛泽东、陈毅他们都可以算现代也可以算当代，诗词大会上唯一当代人的作品就是毛泽东，他的诗词拿得出手，格律方面、艺术性方面都没的说。

今天的讨论特别好，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促进中华诗词的进一步发展。过去诗歌有一种参赛体，是为了参赛而努力打拼出来的好作品，现在也可以有入史体。入史给了当代诗词一个地位，给了一个正式的承认，相信将来这方面的创作质量肯定会有所提高。《中华诗词》杂志的销量比我们的《诗刊》都高，如果不进当代文学史也说不过去。虽然有的诗比不上古代的那种水平，但是它确实推动了当代生活的发展，所以我刚才的意思就是定一个标准也很重要，就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入，比如说“四五”的天安门诗抄，你要说在艺术性上有多高不见得，但是我认为就是要入史，因为他推动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个是文学创作一个重要的社会功效，我们不能够用老的艺术水平去看，我相信将来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边一定会提到天安门诗抄，这就涉及到标准，我自己当然想不清楚标准，但是我觉得入史的前提的确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然后记载诗词创作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其中发展当代诗词批评的工作也很重要。

我们要挑出当代最好的一百首或者说20首诗词来。尤其当前这300万人创作了什么最好的作品，哪怕就十几页，拿到社会上讨论一下，看看经典化够不够？这个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现在我也看到过网上有的青年人写的诗词确实写得很好，可是他们没有名。周啸天获鲁奖是古体诗词在当代的第一次经典化，引出了很大的舆论。在入史之前首先拿出好的文本来，你说入史肯定大家都同意入史，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拿出100首诗来看一看够不够入史的规格。毫无疑问还有一个文学史意义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文学史意义？标准是什么？文学史意义本身还是多样的。文学史要不要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现象可以不可以入文学史呢？我觉得这个角度也可以考虑。那么古体诗即使经典化程度还不够，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应该进文学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汪剑钊：

咱们实际上是一个希望把当代诗词进入文学史，或者说如何让当代诗词经典化的一个话题，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尽管我在北外当老师，我的专业是教外国诗歌，但实际上我还开过一门课，就叫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精神。当时我开这门课的想法是希望让我们北外那些外语说得很溜的学生有一点中国文化素养，让他们走到国外去的时候不至于连自己的文化都不知道。我那门课是拉了一条线索，就从古典的周易的爻辞开始梳理，一直讲到宋词。为什么要讲到宋词，我觉得中国古典诗词从文体上发展的话，到宋词已达到了一个高峰，后来明诗跟清词又相继得到了复兴，实际上每一代的诗词都会有优秀的作品，清词还有像纳兰性德这样的词人，即使放到宋词里面的话也绝对不差。

刚才我粗粗翻了一下《当代诗词史》这本书，看了一下马凯先生的序，我觉得马凯先生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说新体诗跟古典诗词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各展其长。这个是特别好的，相互不要排斥。包括今天，搞现代诗创作的和从事当代诗词创作的坐在一起讨论，也意味着当代诗词跟现代诗之间相互交流。同时《诗刊》这两年发表当代诗词，辽宁有一个杂志《诗潮》，也给了当代诗词很多篇幅。像《中华辞赋》主要是发表当代诗词，但是也发新诗，这种做法特别好的就是让从事某一文体的作者认识可能自己不熟悉的一个领域的作品，从那些作品中间汲取养料。

说到当代诗词如何进入文学史，一方面文学史家要有这种把他们纳入文学史意识，另外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作品，只有诗词作品过硬了，文学史就不能忽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进入文学史，或者说你的被经典化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了。我的朋友当中也有不少写诗词的。我跟他们探讨的时候说到一个问题，相当一部分写诗词的朋友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他们在写作时用的语言跟他的日常生活的语言是脱节的。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写诗词的人需要面对的。因为当你在表现当代生活的时候，你还用“柴扉”这样的词的时候，实际上你对描写现代生活是失效的。因为这样的词你在生活中没有，那么你把它用进去的话，读者或者说你自己在感情上毕竟还是隔了一层，所以如何吸取当代的口语或者现代日常的用语，把它用进诗词里，关键还是用好，比方“帅哥”那样的词用进去，多少会觉得是有点别扭。这个度如何掌握可能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更重要的还是提供一个你本身能够具有经典可能的作品，这是我们创作诗词的人应该注意的。

我自己也填过几首词，从诗词里面还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比方说从古典诗词的意象、词，怎么样把它古为今用，也是一个课题，我们从文言文中间吸取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读当代诗词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部分作者还有图解政治的情况，政治不是不能写，但是作为诗人在诗词里面表现政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诗的标准，你用诗的方式来展现你心目中的政治，也就是诗的标准无论是对写诗词的朋友来还是写现代诗的人来说，都是必须意识到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你的职业所需要的。

作家出版社编审唐晓渡：

我注意到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第一，他用的是“中华诗词”，我们平常会讲古体诗、旧体诗，或者传统诗词，避开这个问题，强调了它是当下的一个诗歌现实，这是中华诗词作为当代诗歌一部分的现实。第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如此巨大的现象级的写作，怎么就没有进入？现在我们理解的中华诗词的用法是对应于现当代文学史的，实际上是讲的民国以后的诗词写作，那么为什么没有进入现当代文学史？肯定中间有一道观念的鸿沟，这个鸿沟也可以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我是主要做现代诗研究或者新诗研究的，新诗这个词本来是从日语过来的，日本先有新体诗，然后叫新诗，然后我们是从新诗过来的，也不只是日本，比如我和伊朗诗人交流的时候，伊朗也用了，他们也有新诗阶段。秘鲁、西班牙他们也有新诗阶段，这基本上是说后发的社会文化，文学的写作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还用新诗这个词的，全世界只有中国，纪念100年的时候我们还讲新诗，200年还讲新诗吗？这不是说一帮人脑子出问题了就盯着新诗用个没完，他有道理在里面。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观念的鸿沟，对峙，互相排斥。

我在《诗刊》待那么多年，我知道一方面是确实中华诗词的写作从来没中断过，象《诗刊》这样的好多刊物每期都有诗词，过去叫旧体诗页，那么还是把它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但另一方面和诗词之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互相看不上。写诗词的就说你们内心是味同白开水，没意思；写新体诗的说你们早就过时了，这个过时不仅是讲语言的脱节，而是观念、趣味、调性全过时了。就形成这样的一种对峙。但是我注意到日本诗词界没有这个问题，日本的诗人基本上写作新诗，他们叫现代诗，但同时又写俳句、短歌、和歌的多得是。就是说这些对立、隔阂对他们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中国诗人里面确实严重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简单地说它是由中国社会文化的革命而导致的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惨烈的现象和后果，就是断裂。而且倡导新文学、新诗歌，还有新风俗、新习惯、新文化等等，总之就是要和过去割断，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这种文学革新运动，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到清代的桐城派什么的，他们是回溯自己的道统。但是新诗不是，新文学不是，新文学用鲁迅的话说要别立新宗，它是要来新的。这就是为什么口语在新文学里面被赋予了非常高的位置的原因。当然最后他一旦被推到极端，那问题就大了。但是他带来的好处是使得文学使得写作行为本身向当代敞开，向当下敞开，他从这个里面汲取了巨大的活力和可能性。

古代文学太辉煌了，特别是一部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诗歌诗。所以要想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背景下建立起所谓被我们几代人孜孜追求的新文学新诗歌，有的时候要忍受惨烈的后果。其实我们到现在还在享受着这场革命以及带来的巨大的文化观念变化的红利，但是我们也在承担他的后果，我们承担的方式很多时候是一惯性的，比如说新诗人和旧诗人之间的对峙有什么道理吗？他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一说到作品说到写作就马上互相看不上。有一个写诗词的人说，凭什么新诗就被你们霸住了？我们还没写就是旧诗，我们一写出来就是旧诗，你们不管写一个什么狗屁，也叫新诗。因为他把新看成是一个价值判断，在我们历史语境里面新就是一个价值判断。那么现在我觉得40年以来，我们肯定要破这个东西，一直在破这个新，就是我们说这种惨烈的后果，我们要想办法来弥合他，来重建它。新文学或者新诗的主体性一开始是很弱小的，然后他需要先建立，然后他在培育的过程当中走了弯路，导致了营养不良。

   我觉得这40年不管是当代文学还是当代诗歌的主体性本身已经发育的足够强大了。现在应该是可以回头来真正的讲重建这种可能性。我们说中华诗词现在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文学史的人它一样处在这种关系当中，他看不到吗？当然小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人现在还会写一个文言文小说，但是诗歌不一样，诗歌就有一个被我们称为诗词的，而且它本身内涵还很丰富，以至于如果我们孤立的看文学史演变的话，中国有什么必要有新诗？中国的古典诗歌的文体太丰富了，有律有绝有小令有词有曲，还有歌行体这种自由的文体，怎么就处理不了当代现实的问题。他背后有一场巨大的社会文化革命就把你推过去。但是现在回过来，特别40年发展下来，现在是可以来好好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但是怎么进入呢？就是说他一开始不能进入，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再延宕下去，它就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意思是成为现象级的中华诗词当代写作在文学史里面居然一点位置都没有。但是怎么能让他进入呢？当然首先还是文本。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中华诗词相对于新诗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它的劣势就是在于它尺度太高，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就太高了。鲁迅曾说，好诗到唐代就已经写完。那是一句很绝望的话，那是一个审美趣味很高、尺度很高的人，他就知道再往后就是没法写了。当然一直在写，而且不断推陈出新，宋代也有自己的高峰，清代一样有他自己的高峰，当代写作从文本上来说，可能就像我们中国一样叫大而不强，写的人很多，作品很多，但是有说服力的文本还是太少。当代中华诗词写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掉了，被我们的各种观念的阴影给掩盖了。其实就是诗歌界同时写新诗和旧诗的，像藏克家说的“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的也不乏其人，而且作品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像刘征、邵燕祥等等。陈光锐的新诗要重新估量，但是诗词还是写得很好的。  

江苏有个老诗人易名著，我说他写的叫旧体新诗，这正好是把它破掉，把新旧的这种二元对立破掉，什么叫旧体新诗？里面的关键是当代性，中华诗词它要真正的从内部焕发生机和活力，真正的让文本有说服力，它一定是在当代性上跟新诗一样。比如说90年代就开始讨论空转的问题，所谓及物不及物，这都是一些说法。你写作的有效性，你和当代现实之间的摩擦力，你的张力，你介入的深度，语音的强度，不问新诗旧诗都要面临这个问题。有人写那种诗我称之为“华丽的空转”，我认识很多写中华诗词的年轻人，有个别的写的是真好，我说当得起他的当代性，当代性并不是讲当下性，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一直在时间里面活着的，所以帕斯才说当代性可以是最古老的一瞬间，这个当代性决定了写作的有效性。

很多年轻人写得很漂亮，放到哪一本集子里面都没问题，都可以论证。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就说你就是一个华丽的空转，没有打动我。没有让我受挫或者受打击，或者产生一种巨大的快感、美感都没有。所以一个是已有的作品需要把它清理出来。因为这个工作做得还是很差的，你比如说陈明远。陈明远是一个在两方面都被遮蔽掉的。陈明远的新诗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收到天安门诗抄里面去，但是如果收进去，可以说是这里面最有分量的作品，诗词方面我们知道的是他伪造过毛主席诗词，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他自己写的诗，包括到晚年写得非常好，但是这些作品没有产生影响，没有产生影响是因为整个接受、传播都有问题，这需要好多人一起来做工作，有机制来保证这些已经被遮蔽掉的果实要让它成为明晃晃的存在，其实很多这样的当代性突出的，作为当代写作非常有效的中华诗词，把它整理出来，把他的那种阴影和灰尘去掉，然后还要做很多经典化的工作。

诗词这种经典化是可以和新诗经典化一起做的。如果说存在一种旧体新诗的可能，那经典化对大家是公平的。我觉得现在讲如何进入的话，第一是文本，没有文本万事皆空。第二，我觉得还是要从年轻人入手。因为我们的中华诗词在外面说起来都讲“老干体”，一方面是说他得到了特别的照顾，但是他在作品质量上很多确实带有老干体，最后那些文本是没有说服力的。而年轻人有说服力作品不太多，但是这些作品需要把它发掘出来，还要鼓励他们以当代性作为交流的核心，多跟新诗人进行交流，两界完全不相干是一个很糟糕的事。那么同时在这两界写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可以充当非常有说服力的桥梁，然后包括文学史的撰写，包括批评，都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总之，我觉得中华诗词是堂堂正正的要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第二他是富有说服力的进入现当代文学史。只有后者才是他更根本的东西。而且我相信一定是可以达成的。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敬文东：

我记得闻一多有一个观点，他说元明清三代的诗都是多余的，诗的发展到宋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从纯粹诗的角度来说，闻一多并没有说谎，但是元明清三代的诗人们有权利用以前人所创下的体式、体裁、样式、意向来表达自己在农耕时代的灵魂反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先生的话只是对了一半，而伟大的古典诗词之所以会被某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诗体所取代，一定是因为古诗不足以表达现代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回答很多年前的郑敏先生之问，他认为现代诗是错误的，没有古代诗辉煌。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古代诗能否被取代？谁来取代？取代之后的标准是不是古诗的标准？我觉得这三个问题不应该分开来。所以古代文学包括古代诗，我们中国人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建立在味觉基础上的，凡是要通过尝一尝来认识一个事物。对于古人的观念来说味为万物之魂。所以今天留到我们口语里边说“这个人没有人味”对不对？所有物都有味。

 从晚唐以来，我们就有很丰厚的书面白话文，我们之所以今天还有现代汉语，就是把以前的白话文科学化、技术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汉语。现在面对事物是让我们去看，而古代还有让我们去感。“我看见”是现代汉语的一个重大特质，“我感到”是我们的古汉语，是我们古人使用的汉语标志，他面对的是不同的经验。所以今天我们古诗的这种体式这种以感的方式，它如何去表达我们本来应该去看到的那种经验，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你拿不出纯粹的高级的文本，我觉得进任何历史都是不太可能的。包括我们今天用现代汉语写的诗，只有很少人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做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只有伟大才是有效的，优秀都是没用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活下来。所以我觉得不必要很焦虑进入文学史，我们说了不算，我们写的所有现代文学史说的都不算，从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说，100年算什么？唐代只要留下五个大诗人，我觉得唐诗的辉煌就可以了。

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可以写一个单独的中国现代诗词史，和我们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可以并列的。如果是古诗词写出这样一部文学史的话，比进入到现当代文学史更有尊严，更有独立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钱志熙：

今天来开这个会，说句真心话我觉得收获很大。前面几位的发言，都很有见地，理论性很强。我是一个诗歌史的研究学者，同时我又写诗词，但我一直把写诗当成业余的一个事情，虽然也写了几十年。

现当代诗词入史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也在关注。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论文，《论诗词创作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对新时期诗词创作复苏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发表在首都师大编的《文学前沿》2000年第2期上。在那篇文章里，我把现代的诗词部分，分为学者群体、旧民主革命家群体，新民主革命家群体，还有新作家群体。对当代诗词从萧条、沉潜到八十年中后期开始复苏的情况也有所分析，其中也介绍了像《海岳风华集》这样的当时有一些影响的群体。但那只是一篇论文，对当代诗词整体情况并不全面。后来还写过有关夏承焘、钱钟书、胡先骕，和我导师陈贻焮先生的诗词的多篇论文。这些与诗词入史都有些关系。现当代诗词当然要入史，这些年，现当诗词的研究论文乃至著作，也陆续出现，现代即五四后到四九年的部分，也出现了一些近于史的著作。《中华诗词》杂志社编的这部《当代诗词史》是第一本全史性质的，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完善的地方，一个是太强调白话化，一个太强调内容，一些大家、名家的作品，还是要关注他们艺术性很高的部分。还有好些重要的当代诗词家，没有注意到。另外，当代诗词，其实也已经出现流派现象，尽管不太成熟。这个也要注意到，这本《当代诗词史》一个基础，是第一本，以后逐渐完善，增加内容或调整结构。

一种文学现象入史，史家接受是一个方面，事实又是一个方面。就事实上，有几个诗词家其实以可以说已经进入文学史的，鲁迅、毛泽东诗词的当代影响大家都是熟知的，其他诗人如聂绀弩、沈祖棻、夏承焘等，其实在学术界、诗词界，甚至更广泛社会群体中，都已发生影响。其实他们已经在当代文学史中，史家写不写他们是另外一回事。当今的一些诗词作者的作品，也在程度不同地传播着。

整体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包括现代文学著作）没把诗词写进来，还有时段、文体、框架不好处理的问题。现代当文学是以五四发生的新文学为叙述对象的，最初叫“新文学史”。叫“新文学史”，自然还有一个“旧文学史”。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将新旧文学放在一起来叙述的。这个框架，后来没有人去继续。后来的文学史，就不用“新文学史”这样的名字，直接用“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这样的时段性的题目（当然，可能现代文学专家认为“现代”不仅是一个时段的名称，还有“现代性”这样的意义在里面）。这样子，现当代的旧文体创作，尤其是成果颇丰的诗词创作，就被无形地遗落了。我认为从史的建构前后方面来说，这诗词等旧文体被遗落的一个关键所在。

刚才唐晓渡先生讲到日本诗人既写现代诗又写传统的和歌、俳句的现象。我在日本待了几年，也注意过这个现象。日本诗人既写俳句又写新诗，他们好像没有障碍。所以我在几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体制并存、作者合流——谈谈新诗、旧体诗词与歌词的关系》，发表在2013年8月12日《人民政协报》“学术讲坛”版上。中国古代诗歌史也有新旧体矛盾的问题，李白就是唐代抵制格律派的代表，但李白也写律诗，尤其是律绝，只是不像有些作者那么拘律。总之，古代的新旧文学矛盾也是存在的，但基本没有造成作者群的严重分流。现当代的诗歌界，也有少部分作者是兼作新旧诗词，但总体上讲，诗词与新诗，已成两个不相干的群体，这是事实。也有一些作者，想将诗词与新诗做某种程度融合。写新诗接受古典诗词影响，写诗词接受新诗的影响，理论上说没有错。但是实践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往往欲两合而不能成美。诗词与新诗，是两种诗歌艺术。我设想理想的前景，或者是体制并存，作者合流。也就是说体制不要勉强融合，也不要一定抵制对方，但作者可以同时使用新旧各种体裁，慢慢地走向融合。当然这只是根据中国古代诗歌史做出的推想，事实上能不能达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但像现在这样新旧诗歌壁垒分明，总不是理想的现状。我在大学里面教书，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中肯的。现在不仅新诗界与诗词界存在巨大的隔阂，就是诗词界，也有不同的圈子，隔阂也很严重。新诗界不承认诗词的，有些写旧体诗的人也不认可新诗。旧体诗词中，不同界别、不同年龄层之间群体也有隔阂。我们现在要写当代诗词史，这些问题恐怕都要正视。

我觉得现当代诗词怎样入史已经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刚才有专家谈到要先选出一些文本，这是对的。这些文本怎么出来？框架怎么建构起来？哪怕写的比较粗糙，但是总得有一个能够比较全面反映五四以来的诗词创作的全面的情况文学史与教材，要有一定的周延性。对我自己来讲，最早熟悉的当代诗词还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那些诗词，还有如鲁迅、郁达夫的诗词。因为这两批人他的地位特殊，但是学者群体诗词这几年逐渐的也出来了，我后来读得比较多主要还学者群体的诗词。

我们必须得承认，诗词还在发展，好的在后头。现在年轻一辈人有写得很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北大也有一个办了二十多年的一个学生的诗词团体叫北社，你不能说它多成熟，但是年轻一辈有写得很好的，年轻一辈的诗词也有一些问题，有两种现象，一是模仿而过旧，一是创新而过粗，或过晦涩。我们这一辈人还是应该对年轻一辈人有所指导，有所引导。总之，中国诗歌的事业真的要做好多事情，关键还是要拿作品本身的质量来说明问题，真是好诗的话自然会流行。我也同意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入史的工作。但是这100年的诗歌包括新诗也好旧体诗词也好，可能200年以后的人又会有一个评价，会跟我们不一样。我还有一个想法，觉得当代的诗词入史工作做不好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古代诗词研究，甚至影响古代诗歌史的写作。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文学史有一部分是作家建构的。现在讲唐诗离不开唐代诗人自己的评价，离不开宋元明清对唐诗的接受史。基于这一观点，我有一个想法，认为清代的诗歌史还没有真正被建构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新诗进来了，诗词自身的传统断裂了。如果当代诗词继续的发展的话，那么古代的诗歌史的一个结构也会完整起来。所以这个工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另外，我也同意说我们独立写一本现当代诗词史，但是理想的还是应该跟整个现当代文学放在一起叙述。甚至在现当代诗词加进来以后，也许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些结构，一些观念也可以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写到宋代没有把词和诗分开来写。写到唐代，我们没把古体诗、近体诗分开来写。当然情况不一样，他们那是从自己传统里面过来的，我们这个是有外面的一个强大的新诗过来。但是中国文学也一直接受外界影响，中国的思想也一直接受外界的影响。

至于著作现当代诗词史的作者，我觉得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当代诗词作者里面有理论修养的，一部分是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还有一部分古代诗词的研究专家。三部分融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完成的，当然他们之间会有不同观点，甚至有冲突。总之，入史不要成为一个一再拖下去的事情，但是也不要成为特别的焦虑的事情，我觉得即使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当代诗词既然出来了，史家肯定要来叙述它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

我觉得诗词入史这样的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首先一个，是“诗词写作”应不应该入史。在这个层面大家都有共识，虽然也不是绝对统一，但是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它有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从民国以来虽然这个传统已经断裂了，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学实践从来没中断过。从体量看也好，从参与人群看也好，它是我们中国文化创造实践一个不能回避不能否认的现实。至于说它的社会功效，它在文学传播层面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现在的巨大的文化事实，而这个事实与新文学传统不管是断裂是衔接还是对峙，它都是一个文学研究文学表达绕不开的客观存在。无视这个存在，不管对于写作的人群来说还是对于文学史叙述而言，都有失公正，也不合理。所以说当代诗词应不应该入史，我的基本判断是应该入史。这在学术层面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那么第二个层面应该考虑的，就是它通过何种方式与途径进入文学史写作，质言之，如何去落实。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讲到“入史”大家都说应该，由谁，并且怎么处理？这就面临一个操作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去面对不去讨论，那么无论我们在学理层面把“诗词入史”论证得多么圆满，它仍然是一句空话。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史写作基本是一种个人性的学术创造或学术活动，比如刘大杰先生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洪子诚先生写《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写史，而个人写史能否接纳“中华诗词”这部分内容，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学史写作者对“诗词入史”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认同，这个是写作者的自由权利。从目前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文学史没有收入“中华诗词”这个板块，只有张炯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里边收入了中华诗词这一部分，我们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在上个世纪80年代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收入了《天安门诗抄》。但这相对来说都是个别现象。中华诗词或者近体诗的写作这一部分，没有得到文学史写作者有效的关注，因而现有的各种文学史著述就无从体现“中华诗词”丰富而驳杂的状况。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如何让这一板块被文学史写作者普遍关注到的问题。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文学史写作者在理念上要意识到这一板块是当代文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新文学，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从开始就是一个“反叛”的姿态，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现代焦虑导致它求新成为一个宿命。这在文明史上开了一个决裂的先河——此前都是代代文明传承，比如欧洲的人文思潮叫文艺复兴，唐宋八大家也是打着复古旗号，因为过去我们都相信经典是最美好最理想化的，无论是人格类型、审美道德，还是艺术形式都是最完美的状态。但是进入现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开始自卑和惭愧，认为过去一切都是垃圾。这导致“中华诗词”长久以来被认为是陈旧事物而遭遇冷落甚至无视。当下的中华诗词写作面对着一个跟古典文学、传统文化或者跟农耕时代以来所形成的文明传统断裂之后如何对接的状态，在这样断裂的状况下，文化语境、词汇、意向以及一个词汇所含载的作者主观情志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说写七律或者写五绝，虽然形式都一样，但是你的词汇、韵诗在当下的情况下能否达到你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状况，这都有赖于我们填平或者跨越唐晓渡老师所谈的鸿沟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人，无论是研究专家还是写作者，过去较为普遍都认为“鸿沟”是合理的，但最近这二三十年，人们开始质疑“鸿沟”的合理性，不再认为那是天经地义。五四所形成的文化断裂问题正在一个现代的意义上被慢慢修复，大家似乎在有限度地往回走，就是说今天再盲目说古典文化都是垃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然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带来了一种盲目我也不太清楚，我们总是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把过去的古典的一切都看作垃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填平或者跨越鸿沟的一个时代条件。

现在中华诗词学会有3万会员，事实上从事这个写作的可能还远远不止3万人。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写作者们创作的诗词其实面临着一个“技术升级”的局面。就是说逻辑上他们的写作质量应该让文学史家认可。当然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是文学史家认可你的那些史家的标准真的那么对吗？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史，的要求比较高，尽管我们可以从单一门类出发写一部“中国当代诗词史”，但这个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因为门类史可以不必兼顾文学史的各门类各题材的综合性高要求，但是如果要让总括性的文学史认同的话，就不能因为说你有很多人写我就必须收入，我得要求你写这个跟我做的那些门类那些小说，那些戏剧等等达到相应的同等水准，我这个文学史才可以成立。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尺度，而不是某种个人意愿能解决的问题。

在操作步骤上来说，我是比较认同前面几位老师谈的，就是说首先我们取得了共识，我们认为应该如史。然后下面就是需要编几本精选集本，应该编选出能够代表我们这几十年当代中华诗词写作最高成就的有说服力的几个选本。因为我没有关注过，并不代表以前没有过这样的选本。我觉得是要落实也好或者要往前走也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寻求中华诗词入史的同时可以先行一步，可以自己先编一本，比如说40年或者80年中华诗词史，或者不管是什么年限，总归可以由各位老师们去考量，自己先编这么一本书。我看了一下手头这本诗词史，它的体例、编写方式可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它相对来说缺少一部文学史意义上的内在逻辑关系。显得有些板块化、僵硬化。我觉得可以参照古代文学史或者其他文学史的体例，去认真编一部《当代中华诗词史》。有了一本当代诗词史，有了几个精妙的选本，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好，我相信入史工作会往前走，未来文学史家会认同这个事情。

最后还可以考虑与宣传、教育部门共同沟通研究，讨论一下文学史教材编写上“诗词入史”的可能性。假如有关部门认可这个意向，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我相信所有的文学史写作者都会更加注意这个问题。这对事情的推动有事半功倍之幸。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李林荣：

感谢《诗刊》和《中华辞赋》给我很多亲近中华诗词的机会，了解了当代的很多诗词写作者，也读到了很多当代诗词佳作的选本，增加了对当代文学一个特殊领域的生动认知。

下面，我谈几点与会议主题相关的想法。

第一点就是对“诗词入史”，首先应该明确我们要入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种文学史的著作或者文学史的教材。刚才有的老师发言，把“诗词入史”当成了好像要推动今天的诗词写作进入未来的文学史记忆。我觉得这是两码事。我们今天写的任何一本文学史，无论是教材还是专著，都不能保证千百年之后还有人记得。

以我常年从事一线教学所见，别说是多少年以前，就是一二十年以前各个高校出版的很多文学史教材，今天教学一线实际上都不再用了，甚至就是近年出版的文学史教材，在教学实践中的实际作用，也仅仅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辅助阅读和期末复习的参考文本。我们今天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把已经蓬勃开展的中华诗词写作状况和写作成果，纳入到目前林林总总大量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或者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或者论著的写作当中。这个话题是有可行性的，不需要有做到做不到或者应该不应该做的疑问，这是必须做的。

就像刚才白老师、陈老师和贺老师所说的，诗词写作已经是当代文坛上的一个醒目现象，如果这个现象纳入不到今天多如牛毛、浩如烟海的文学史性质的论著和教材的撰写中，那就是我们从事与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相关的这些人的失职。至于未来怎么去记忆、怎么去概括、怎么去理解我们今天把它写进文学史的诗词写作这个现象，那是未来的事，谁也不能提前预设、提前定论。

接下来，我就“诗词入史”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或者前提性的问题，谈点想法。“诗词入史”涉及到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虽然是一个名称，但实际上包括了两段完全不一样的文学史形态，在教学和研究中实际上也是用不一样的思维和不一样的观念组织起来的两段文学史。因而中华诗词要进入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时至今日，处在教学和研究前沿的现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一个有斗争对象的革命文学史的叙述形态。它贯穿着一种破而后立和不破不立的思维。凡是与这个思维相关的现象都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和研究当中得到了重视，得到了强化。凡是与此无关的内容都尽可能地被排除或者被弱化。这使得现代文学史成了一个单线条特征日益突出的特殊的文学史形态，但这又符合现代文学是在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和其中顽固守旧的文化文学势力的斗争中主动建构起来的基本历史事实。

到了当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文学不再是在一个持续斗争的场合或者是在贯穿着你死我活的紧张关系的场合发生和存在的文学，它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生活和文学事业。无论是文学生活还是文学事业，实际上都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一个既定的场合、既定的层面上展开的，它是和平的，它是有序的，它不存在和一个对立面进行殊死搏斗的那种必要和逻辑。它是众多社会文化行业中的一种，也是众多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层面。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相对于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话语显得比较平和，容量也显得很大。这不仅是因为当代文学的现场离我们更近，很多作品是滚烫出炉，很多作家还在活跃状态或成长过程之中，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学史的原材料和文学存在、发展的状态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基础，从现代到当代，发生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诗词要进入既有的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涉及的是两个不同的课题，这两个课题需要分别去处理。现代文学史之所以单线条，是因为它省略了很多和斗争无关和破与立无关、但当时其实也是一直在活跃的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文学现象和文学组织的情况。刚才王彬老师谈到鲁迅、郁达夫等新文学革命的第一代旗手和主将们，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实际上连绵不断地贯穿着旧体诗词的写作，只是这些事实在迄今为止的现代文学史的通行叙述中基本被忽略掉了。今天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对此给予补足。把当代的中华诗词创作和相关活动情况写进当代文学史的同时，也应该把在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被人为摒除掉的那部分给补充进去。

作为一个宏阔的现象，五四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学革命兴起时就表现得很强劲的那种生硬割裂传统和现实的激进主义文学观，到了抗战文艺和延安文艺时期，已经逐渐趋于和缓、趋于消融。在现代文学史的后半程，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过后的那十几年，针对激进主义的文学观所导致的文学态势的修复和弥合，已经起步并且初见成效。

今天我们提中华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不仅是在回应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在接续早已起步、但后来又耽搁了很久的一段整合中国文化资源的历史进程。无论是从学术研究和文学史的教学或文学知识普及的角度，还是从丰富和拓展新时代中国文学生活的资源和视野的角度来讲，这都是一项很迫切、很重要的工作，没有理由再耽搁下去了。

对当代文学来说，我觉得处理起来应该容易得多。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实践，当然也受到了现代文学史的思维方法和观念认识的很多影响，但这些影响在当代文学领域表现得相对不那么强势。只是需要我们可能会从事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这些人，多多少少得调整一下自己阅读作品和评价作品的眼界，把眼界稍微扩大一下。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纳入中华诗词，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写惯了当代文学史或教惯了当代文学史课的人，他以往不愿意关注甚至轻视中华诗词的习惯一时不容易改过来。这就需要重新去培养这样的队伍。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关于把中华诗词写进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的一些具体想法。刚才我一边听各位老师发言，一边把会务提供的这本崭新的《当代诗词史》快速浏览了一番。我感觉《当代诗词史》里这十几篇，已经形成了和今天通行的大多数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或者论著学术水平差不多的状态。唯一有点差异的就是篇章体例和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太一样。现行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在整体框架上，普遍依循大致相同的一个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十七年、文革、新时期、转型期，然后是1990年代和新世纪。

《当代诗词史》的编撰者可能不太了解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实际，因此没有用这样一种篇章标题。篇章标题的优化或修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书中前面的六七章，已经大致上是依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排列的，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五六十年代，再到文革，然后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最后到现在这样一路下来，之后的七八章是专题性质的。这两部分如果调整一下，把前面那部分史的脉络和主题凸现出来，把后面专题总结的一些内容适当延伸和穿插到前面那些类似断代史论的分期概述中，可能就是接近于完成的一部教材体的当代诗词史了。

如果接下来还要形成能够有机地合并到或者融入到当代文学史整体叙述中的有关中华诗词的历史叙事形态，我觉得可以考虑三管齐下的做法。第一是纵向的梳理。我们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奠基人、北大的老一辈教授王瑶先生曾经说，文学史教材的基本框架就是条条加块块。所谓“条条”就是分体文学史，按照体裁分门别类地来叙述各体文学创作和相关思潮在各历史阶段发展的概况。所谓“块块”就是对“条条”概述和划分出的各时期、阶段里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做抵近观察和细致解读的专题介绍。

中华诗词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或者现代文学史叙述，首先就是要在分体概述的“条条”中给中华诗词史确立一个地位、建构一个存在形态。前面发言的各位老师的观点好像有两种，一种认为应该把诗词和其他文体的历史分开来写，另一种认为诗词和其他文体关联起来很必要，但是关联起来感觉又很难。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关联，就像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在既有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它们一方面在分体叙述的断代概括中强调了各自发展的独立规律和特殊线索，但同时还强调了彼此发展流变的相互呼应。这首先是因为从事这些文体写作的作者往是跨界的。一个作者不可能单打一地写某一种文体，尤其喜欢诗词写作的很多人实际上同时也是活跃在现当代文坛上的其他重要体裁的作者。他们往往把旧体诗词或者说中华诗词的写作当成自己文学生活的一个闲余部分，有时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还刻意使它保持隐匿状态。这种情况本身，就是诗词真实历史形态中最耐人寻味、最生动鲜活也最具特色的部分，在断代形态的分体叙述中华诗词的文学史篇章里，理应把这种人为隐匿起来的线索和信息勾勒出来、阐释明白。

第二是横向的穿插。这也就是在文学史中介绍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重点个案的“块块”里面，应该把中华诗词重要的创作现象、重要的创作潮流穿插进去，并且列为和其他文体的重要作家作品、其他方面的文学现象同等次的平行章节。包括像今天听文彰会长提到中华诗词学会是社会基础这么深广、会员人数规模这么庞大的团体，那这样的专业团体所开展的重要工作和已经产生很大实际影响的工作成效，都应该放在当代文学史关于中华诗词的重要现象和重要专题中加以归纳描述，并且通过跟当代文学其他体裁状况和发展全局的积极关联，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

第三是局部的钻探。我觉得在落实“诗词入史”的过程中，还应该重视那些已进入史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在他们专业所长的文学生活之外或之余进行的诗词写作事实。对这些内容，应该努力全面挖掘，补入到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中有关这些人物的专章专节里。

在这里我想例举一本书，它的作者是日本的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级的人物叫木山英雄，现在已经快九十岁了。他2016年在三联书店过出版过一本名为《人歌人哭大旗前》的学术著作，是由他教过的中国学生译成中文的。这本著作对十几位包括毛泽东在内，柳亚子、杨宪益、黄苗子、荒芜、胡风、沈祖棻、启功等十几位政治家、文化名人，还有书画家、艺术家，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诗词写作都进行了系统的解读，非常细致。

他采用的方法是把诗词置于能够映照出写作者的隐秘心理的角度，让诗词像摆在明暗相间处的镜面一样，把那些在人生遭遇和社会环境比较反常的一种特殊时期，个体精神生活中一些特别重要的信息，给彰显分明。他动用了互文和细读分析，还有社会学和写作心理学的一些方法，以诗证史，以诗见史，以诗补史，很精细地阐释了许多非常琐碎的诗词小品以至文字游戏式的打油诗，以一位日本学者的眼光，探察到了中国六七十年来的宏大历史篇章的一些褶皱和文脉。

那本书在方法上和内容上，对我们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有很大的触动。北大人文社科研究院为这本书曾经举办过一个专题讨论会，我也去参加了。现场好几位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老前辈都对木山英雄表示敬意，特别是佩服他居然能够关注到我们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者都没能关注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名人、政治家、艺术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当中，为个人心态留下的特殊时期的写照——从未有机会作为一个整体充分显露在文学史和文学研究聚光灯下的一些旧体诗词。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一些线索，都应该在中华诗词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作为重要的参照和借鉴。

第三点，我想特别谈谈刚才快速浏览当代诗词史时，对把“诗词入史”如何更有力度和深度地贯彻到写法细节上的一些感触。《当代诗词史》这本书虽然篇章标题有点粗疏——可能这么做也有特别的考虑，但有一些章节段落，我感觉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比如说其中关于文革时期地下写作和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学者所概括的那种叫做泅潜写作或者潜在写作，《当代诗词史》中写到这部分的内容，就挺有深度，包括对文本材料的挖掘和相关的论断，都达到了目前一般当代文学史的教材和学术著作中的较高水准。若略加修整，完全可以作为当代文学史中的一章，或者直接用作高校文化通识课的教材。

另外，我也注意到《当代诗词史》绝大多数的篇章的写法，都还是以创作为中心、以文本为焦点的。我觉得光这样做是不够的。如果光有这样一种写法的话，对我们个诗词写作的这种基本的生态是不太周全，也是不够的，光靠着以创作为中心、以文本为焦点的这样一种叙述和概括，我们中华诗词进入到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或论著中，仍然是抵不过其他体裁的。诗词在作者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精神生活中的那种深切而独特的表现力和影响力，非得通过揭示它的创作成因并且联系相关社会背景进行互文阐释，才能得以展现。而要进入各体兼备的文学史全景论述，和早已位列其中的别的体裁同样，诗词最需要表现的就是它在文学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特有的力量和价值。

由此，我有一个读后感，是希望类似《当代诗词史》这样以创作为中心、以文本为焦点的写法能够进一步延展，延展到足以探察写作社会背景和作者创作心理的深度，把这些内容和文本细读结合起来，这样，诗词在作者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生活中的重要性，推而广之在整个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大背景中的重要意义，就显示得更加分明。如果把这样一种形态的内容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确立起来，“诗词入史”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体现得更加完整了。

最后引申一层感想，我觉得文学史的生成，无论是古代文学史还是现当代文学史，都有赖于三个环节的支撑，一个是创作积累，一个是理论建设，另一个是批评实践，批评实践又包括选本和评论。这几年，我了解到《诗刊》《中华辞赋》和中华诗词学会，都已经针对我们当代中国人的诗词写作，建立了很多汇聚、展示和遴选作品的多媒体平台，也精心编纂出版了很多专题性的精品力作选本。这为“诗词入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推动诗词源源不断地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但相形之下，比较弱的就是选本之外的诗词评论实践现在好像局面上还不够活跃、不够开阔。同时，有关中华诗词——不是古典诗词，而是现代和当代的中国人写的诗词——的理论建设，现在可能还处于拓荒开垦或播种育秧时期，远抵不上现当代文学其他体裁历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那种理论建设规模。

要弥补这一点，眼前的一个可行之举，就是像中华诗词学会这样强有力的组织，来点点滴滴地扶持和培养有心投身诗词理论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包括已经在诗词写作一线孜孜不倦地精心写作的那些高水平的诗词创作者，引导和支持他们都为诗词在中华大地上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多做一些理论上的论证、概括和开掘。这样久久为功，我觉得今后中华诗词是不是应该放在文学史里去研究和教学，将不再是一个画着问号的问题，而会变成一个很自然地吸引着我们常做常新的课题。因为今天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哪个层次去观察和感受，都会同样发现：诗词确实已经切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处。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

现当代文学史也是一个不断调整史观的过程。从早期的钟志清在清华大学讲新文学史的时候，当中的作家、作品，包括评价也都在调整，有相当一部分现代作家都有很深厚的诗词功底，我有一年看郁达夫的一篇评论，就说他的古诗词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叫直追唐人。就说他的诗词造诣是很高的，可是你看我们的文学史，我读过郁达夫的沉沦，读过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可是我没有读过郁达夫的直追唐人的那些古诗词创作，因为我们的大学里边的课程设置，古代文学到清朝就结束了，就直接进入了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包括我们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也写过不少古诗词。最近我们在出版他的叶圣陶日记里面也有不少的诗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当代文学史也多次有过讨论，早期的现当代文学史里面都是以亚文学或者严肃文学居多，后面有一段时间讨论过通俗文学要进入现当代文学史进入的不够，后面把这一块好像也加进去了。我的意思是现当代文学史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各位老师说的。入史是没问题，但入哪个版本的现代文学史，现在文学史教材是很多的。不同的高校都有。我们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有全国规划教材的现代文学史，倒是真的可以跟他们讨论。然后如入哪些诗家，入哪些诗词，这些诗词如何评价，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刚才听了陈福林老师说的，我非常赞同。至少有一些基础性的铺垫性的工作要去做，我在设想就是现代文学史是怎么样一个经典化的过程。那首先是当年先编了几大卷的新文学大系。鲁迅也编了小说卷，新文学大系洋洋洒洒的好多卷，出来之后，然后把作品挑出来，然后不断的有大学老师在里边讲，然后接着有一些现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出来，以至于到现在就成了一个在近10年、近20年来的显学。

另外这儿有个当代诗词史，我想是不是也应该有近代诗词史？有现代诗词史？把这些基础性的铺垫性的工作做好了之后，入不入现当代文学史，它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还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个人觉得都会引起文学界或者学界的重视。那么我们也愿意就这样的话题，这样的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尽一点绵薄之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

我有一个具体建议，应该由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合作，组织起一个新文学史的编写组，先拿出一本中华诗词进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东西还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项目，争取到有关方面的经费上的支持，这就更有利于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我们应该开这个头，首先我们自己拿出来一个务实的文学史，而不是去等待那些文学史家们觉悟，而且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很复杂的学术工作。入史它不是简单的说就在过去的文学史的框架里面新列出一章中华诗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中华诗词和其他的文学门类是两条平行线在往前走。但是我感觉你真正要进入到学术研究的范畴的话，你去看他这100多年来的发展，你会发现他不是互不发生关系的，很可能就是两条河流，虽然河流在河里流，但是他们的水会浸染共同的一个地域，都在滋养一个共同的地域，所以他会有相互的影响，对我们的文学做出共同的贡献，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学术活动。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华诗词学会着手进行第一本中华诗词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我就提一个这样的具体建议。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

现在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在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当中诗词没有它的地位，我也特地买了几本翻了翻。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新诗等都有，就是没有诗词。这个事情是马凯同志的一个心愿，他多次讲过这个事情。我接任会长工作以后，我们班子进行了多次讨论，准备从几个方面落实。一个请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座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动员大家能够重构当代文学史。第二个想找国家社科办把对当代诗歌的研究列为社科规划的一个项目进行研究。第三个请出版社最后能够把关，没有当代诗词，没有当代诗歌的文学史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

今天是我们这几项工作的第一项，白烨会长说会开得非常的成功，而且很多同志表示认同，我也感到惊喜。没想到大家的认识这么统一，我们统一了什么问题呢？我以为我们统一了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第一个论证了入史的必然性。大家都说入史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有三个原因，三个理由。第一，中华诗词在当代文学当中是一个客观的文学存在，这是一个事实。中华诗词作为国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它是个客观事实，我不展开。第二，拥有一支庞大的文学阵容，无论是作者、组织、刊物以及体量、数量都是相当壮观的。第三个，它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价值，传承文言文，丰富人们的生活，鼓舞人们的斗志，陶冶人们的情操，其他文学样式能够起到的作用它都能起到，甚至他还起到其他文学样式起不到的作用。精炼优雅的语言，表达功能，反映功能，服务功能。我在光明日报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诗词的社会功能，诗人的社会责任》。

由于这三个原因，一部当代文学史没有诗词的篇章就是不完整的文学史。大家都谈到了。第二，没有当代诗词的文学史，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文学史，同样是文学，为什么其他体裁的有呢？就是没有诗词。第三，没有当代诗词的文学史，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的文学史。这是我们大家的第一个共识。第二个共识是破解没有入史的原因，既然他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可是为什么在文学史上没有他的位置，大家对原因进行了破解。第一个，观念鸿沟，我们现在就是要跨越观念鸿沟，我们既享受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红利同时也在饱尝着它所产生的后果。现在是把两者好好地做到平衡，消除文学上的断裂，弥合重建，大家都用了很好的概念。第二个，要拓展文学史的格局，这个讲得非常好。文学史也是一部不断变化的文字史，它既是一部现实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变化的文字的历史，取决于我们的视野，取决于我们的标准、观念，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取决于我们的功底。所以现在当代文学史已经到了需要拓展它格局的时候。第三个，培养开放性的胸怀。这个是由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争论而形成的一些心理隔阂，是胸怀问题。实际上我们文学史的作者是不应该把文化上的争论、斗争，弄到我们上面来，我们应当客观反映当代文学史。虽然我们写东西不能摆脱主观，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主体认识图式，我们要求是客观来看问题，但是主体注定的它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意志，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研究框架，我把这叫做主体认识图式，尽管我们摆脱不了，但是我们写史的原则一定要客观，努力摆脱主观的束服，达到客观的反应，这是我们永久的话题，所以要有开放性的胸怀。

刚才有的老师谈的非常好，我们应该是第三者，既不在争论的这一方，也不在争论的那一方，超越两者之上，否则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文学史专家。所以把这些原因破解了，那么我们既有客观需要，也有主观认识，我们入文学史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三，提出入史的起步工作。白会长一开始就提出来了，首先我们希望文学史家们在你们的著作当中把诗词带进去。第二大家也可以为诗词单独写史，刚开始白老师提的是当代诗歌史，我们也有一个本子。什么东西就怕没有开头，一有了开头就好办，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了。刚才又补充了近代诗歌史，现代诗歌史，还提出了我们组织当代文学史的新的写作班子来进行协作。我们的确有计划，而且我们做了经费上的准备，拿不到国家的课题，我们中华诗词学会负责提供经费，包括研究经费，出版经费，所以，刚才贺老师说，不是哀求，不是期待。从我们来讲我们也能写，但是我们写的不够权威，没人拿他做教材来用，当代文学史专家们把这个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程把它开展起来。我们提供服务，我们自己组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肯定要在原有基础上把它改得更好。

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他在中华诗词的当代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会议，因为我们正儿八经地讨论入史过去都是在我们诗词界的圈子里。今天为什么没有让我们诗词界的同志发言，因为我们谈得很多了，我们另外再谈。到时候再请你们过来，再听听我们的呼声和意见。今天主要是请当代文学史界的专家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一听我们心里踏实了。所以他在当代中华诗词发展史上，甚至我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会议。因为我们讨论了一个过去没有认真讨论的问题，达成了过去我们以为会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以上是我对这次会议的总结，年终到了，大家在百忙之中能够参加我们的会议，充分表现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感召力、吸引力，充分地表现出了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史家们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最后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

我就说一句话，刚才谁说的行动起来，我觉得很有道理， 1958年，新中国第一本新诗发展概括是《诗刊》组织写的，当时是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洪子诚、刘登翰等六个人。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想法，再写一本当代诗歌史，本来就准备把中华诗词写进去，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先行动起来。先从诗歌史写起，再写当代文学史。

（整理 秦军）